牟家故事：牟氏庄园经营管理之道 牟墨林庄园主人，自公元1812年（清嘉庆十七年）由牟墨林亲主家政，至公元1928年（民国十七年），到其六孙辈尚主家政的116年中，为了使其人财永远两旺，一直坚持着一种独特的经营管理方术。归纳起来其指导思想为“执严政施厚德，扬主佃共乐业。”其方法为“以反求正”。在内、上、外、下四个方面共立有八项措施；一、运用供给制制约子孙，发奋读书当儒家财主；二、设置管理机构，聘用正账先生全面负责制，进行全方位理财：三、捐官严防官府敲诈；四、支援国难，求取官府保护；五、不设专职家工，提高雇员工资，让“保卫”兼长工；六、满足丐帮生活要求，杜绝土匪（含小偷）抢劫；七、主人造枪，佃户持有，主佃形成共同防御保卫体——联庄会；八、广行善事，缓和与各种人的矛盾，运转和谐社会。 一、运用供给制制约子孙，发奋读书当儒家财主 牟墨林庄园，按其直系，前后共历十代主人，即牟道行、牟镗、牟国珑、牟恢、牟之仪、牟綧、牟墨林及四个儿子、六个孙子、十四个曾孙。在前四代人身上，更严格说在1925年以前，没有一名纨绔子弟，他们都能严格遵守祖训，做儒家财主。到最后一代人，虽然出现多种不良陋习，那也与各种社会问题的影响不无关系。如，偌大的一份家产，即便仍严格遵守祖训，勤俭持家，其家财也会被兵匪抢去，官府捐去；因为原由孔孟之道主导的政治局势已经大乱，垮台是迟早的事情了。 下面着重描述一下其儒家财主的特点。 中国的儒家财主（地主），亦称佃作财主，与中国的儒商（资本家），亦称商贾财主，本是一母双胎，其精神特质，均为力图构建一种儒化的经济伦理观念体系，就是在国家政策法令允许范围内，按孔孟之道提出来的“财自道生”，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的思想，走个人发家致富之路。其原则有四，即仁政管理、诚信待人、和气生财和勤俭戒侈。牟氏家族在按孔孟之道制定出来的《家训》中云：居家善术，勤俭无忧；勤则事治，俭乃用优；无逸致戒，量入为筹；咨尔小子，开源节流。所以，当牟墨林已发展到拥有四万亩土地的大财主时，还是布袜青履，无丝毫浪费，亦无昏昏然，仍然像不是财主一样，同长工一起上山参加劳动，同佃户一起抢修村前大坝。在财产利用上却一分为三，一边严格控制生活开支，不去炫耀地位，一边对社会饥民和贫民实行全面赈灾和救济，另一边，则通过辛勤劳作选准契机，再余三余九，日益充盈；其方法是“以反求正”。第三代：老大牟援有病早逝。老三牟振，除主管家政之外，亦如父亲一样，经常同脚夫一起不畏艰辛，步行到烟台赶脚做买卖。老四牟擢，比父亲更不逊色，不但常年参加劳动，而且到了麦收季节，还会将辫子盘到头上与长工一起比赛割麦，戴着八角苇笠，比赛打场、扬场，偌大的麦堆，他用脚步围着步量一圈，再用木锨柄一插，随即知道这堆麦子有多少石多少斗。他不但力大无比，能扛一布袋细沙，还有一手精高的小炉匠手艺。西忠来大门及其一切家具，全是他自己一手镶制而成的。他对吸毒极力反对。他常对人说，牟家的子孙是不准抽大烟和赌钱的，佃户谁抽、谁赌，也要马上抽地封门。所以，截止到民国初年，牟家人没有一个抽大烟的，也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赌钱的。老五牟採早逝。第四代：老大牟宗植早逝。老二牟宗朴，他是一个读书人，酷爱书法与医学，三十岁当家理财，一直是遵守祖宗遗训，对账房的账目，均亲自过目，无错后盖印，想严格看守好祖上为其留下的“宝马”使其家财仍有上升。他平日多用小楷抄写医术方书，研究中国医学。民国中期，因政局大乱，家财遭受巨额损失，方感到内疚，对不起祖先，他便开始恐惧打雷，怕受天公惩罚；有时还会做恶梦，梦见遭受其父厉责，谴责他没有看管好宝善堂，将“宝马”让人抢去。老三牟宗夔（含其子牟煜）亦继有父风，善小炉匠手艺，不但制作自用的家具，而且对佃户的家具亦喜欢修修补补，做到主佃共乐业。老四牟宗彝喜欢研究法律，想用法保护自己。老五牟宗榘喜欢乐善好施，做一个让人人都喜爱的“大爷”。他研究京剧，想自己组戏班为中国京剧做出一番事业。老六牟宗梅与其长子牟炯则是铁匠，喜制烙铁与菜刀馈赠友人，常受友人称赞。牟家家规规定，字孙除读儒书和学习管理家政之方术外，一律不准在社会上横行胡为。如日新堂牟绍堃十八岁前，几乎没有出过大门。牟衍毅逢新年都要到牟氏本族和本村佃户家中拜年，全按辈份称谓，没有公子哥的架子。像其生活待遇，亦都不得越出家规雷池一步，如他们的饭食全是在中灶就餐，不可随意散漫。宝善堂牟琨的同学城关村李景恕，到牟氏庄园后观看牟所碑文，中午都是由牟琨个人用自己月金到账房领出饭牌，在中灶就餐。他们的穿衣花钱，亦均有定制：某某公子月钱多少，某某小姐月钱多少。据宝善堂正账先生刘同舟提供；宝善堂的眷属，除供给制的吃穿之外，每人每年另给1吊铜钱，半匹小布，作为零花零用，余者归己长用不支，全受长辈或账房制约。庄园主牟墨林曾有规定：为了人财两旺，正妻已生有两个男孩以上者，都禁止纳妾，所以，他的四子均无副配。今查《牟氏族谱》，只有四代传人牟宗彝一人在晚年违犯，其实际也是万不得已，陈氏生了两个儿子后病了，再不能伺候他了才娶的刘氏，刘氏死了以后才又娶的王氏。四代传人牟宗朴虽有妻妾五人，留下儿子的只有王氏与阎氏。他的原房正妻逝后，娶了第一个继妻张氏，连生了两个儿子，谁知，这两个儿子在十几岁上均夭亡，才不得不娶第一个副配王氏，王氏又不能生育，又娶了第二个副配张氏，张又不生育，又娶了第三个副配阎氏，后来阎与王两人才为他留下三个儿子，亦不算违犯。当他们主家政之后，也不能随心所欲，必需严守祖训，按孔孟思想，仁爱互助守信重义，先立己后立人，做一儒家财主。否则会被视为不忠不孝。如牟墨林临终之前，召诸子于床前训之曰：“吾平生无丝毫浪费，扶困济厄，终身无懈，尔兄弟须记吾言，继吾志者乃吾子，否则，不汝血食也。”前文所述其他几例典型，也很有代表性。 二、设置管理机构，聘用正账先生全面负责制，进行全方位理财 牟墨林庄园六大家，由于家大、业大，均立有堂号，像日新堂、宝善堂、西忠来、东忠来、南忠来、师古堂，他们均在家内设有账房，在佃户村安有庄头。账房，即家政实施机构，因设有管账台子（柜台），所以，亦称柜上。如日新堂俗称“老柜”，宝善堂俗称“后柜”，东忠来俗称“东柜”，南忠来俗称“西南柜”。每一家的柜上，一般由四五人组成，领头者为正账先生，即总管家。他在这个家是一人之下，几十人之上。对上要执行主人的旨意，按主人规章制度办事，保证东家的计划打算都能顺利完成；对下，还要做好各名账先生的管理工作，使他们都能完成东家交给的“具体任务”。另外，还要代管各方把头及买卖字号的经营人等。东家好似董事长，这正账先生就是全面负责制的总经理了。账房其他大小先生，亦均有分工，各司其职，好似今天的部门经理。如某某先生分管大刘家粮仓的收租和出粜；某某先生分管蛇窝泊粮仓的收租和出粜；还有其他分工等等。家中还雇有多名长工耕种土地、饲养牲口等，设有大把头、二把头各一人，大把头分管整个农活安排，平日不上山，只有农忙时才上山干活，工作量必需第一，否则，视为不称职。二把头分管领长工上山干活，其工作量也必需是众长工之首。油坊、粉坊也均设账先生一人。在佃户村安庄头一人，称管庄的。他们三层组成牟氏庄园管理机构，代理牟家主人实施全方位理财。 在用人方面，亦非常慎重，对聘用的先生、教师、雇用的长工、老妈子等全部人员，不仅要求他们老家（前三代）有德，个人有才，而且还要有中介人做保，保人必须可靠。如日新堂正账先生尹同善。他是莱州人，因祖上几代有德，他本人儒家思想也很浓厚，20几岁便经人介绍来到日新堂，一直干到83岁，病故于牟氏庄园。日新堂主人按其家属规格予以殡葬。师古堂正账先生曲志林，亦是如此，在牟家一直干了近30年，牟家人一直离不开他。1998年正月，96岁寿辰，师古堂后裔牟仁田仍去为他祝寿。 在工资待遇和生活待遇方面，皆泾渭分明、各守本分，不能僭越。如宝善堂正账先生刘同舟，经人做保，来到宝善堂后，第一年在账房内打杂工，年薪制钱20吊，第二年30吊，第三年45吊；以后换做管家工作，每年增长50吊钱，至顶峰达500块大洋（折50万枚铜钱，今折人民币10万元），可抵三个把头或六七个长工之工资。在生活上，分小、中、大三灶制。小灶，一般为主人独享，设有固定资金标准，在年纯收入1%内，但没有固定饭菜，多为按主人临时所好而开灶。如南忠来牟宗榘，他一人一个小伙房，个人用的食油，都是每10天，自己提着瓶子到油坊提油一次，每次一斤，到月末年头，再到油坊一笔一笔地结算清楚。账房先生享受的是“中灶”待遇。中灶饭全为固定的标准：平常日，早晚两顿吃白面馒头和炒菜，中午吃小米干饭和大锅熟菜，每逢节日，都改善生活。如端午节，每人可吃4个鸡蛋，全桌4个炒菜，且备有老黄酒，饭食全吃粽子；仲秋节，每人一斤月饼，全桌4个炒菜，也有老黄酒；过年，对不回家的留守者，每人发给辞岁钱一吊，除夕夜和年初一早晨，吃炒菜和饺子，喝好酒：初一中午至正月初三日晚饭，每顿饭4个炒菜，喝黄酒吃饽饽：初四日以后，每顿饭换成两个炒菜，一天三顿吃饽饽；直到正月十五日，吃上元宵和饺子之后，便开始更换平日饭菜了；私塾先生跟账先生同吃。下农田的把头、长工还有丫环、老妈子，他们吃“大灶”饭。大灶饭也是固定标准：平常日早晚两顿吃小米饼子和咸菜，中午同中灶饭；逢年过节，亦如账先生相同，享受改善生活。麦收之后，大、中、小三灶伙房均吃几顿面条，以示犒赏。庄头的工资待遇，是每年免缴一定数量的地租；凡柜上的账先生下乡办事，亦均在庄头家吃饭，每顿饭交粮食一升；在大刘家，牟家建有重点粮仓，庄头年薪五石粮食（合2800市斤今折18000元人民币）。 账房里管账制度也很严。账簿分为大流水账、浮流水账、分类账、地亩册和出租账五种，而大流水账又分正本和副本两套，正本存账房，副本交东家。粮食收支及日常生活流水账都要三五天结算一次，每次结账，正账先生都要亲自唱账；事后，还要亲自向东家汇报说明。凡东家交待清楚的事必须办好，不允许出一点纰漏和差错，否则，便被视为不称职。佃户必须按规定备有完整生产工具，要有牛、驴、骡，在没有荒年的情况下，必需保证粮食丰产丰收，保证能缴上地租，否则，不予租种。对懒惰之人，也不予租种。牟家的地租，在前期与中期，均比其他地主略低，最高二点五成，平均二成，到了后期，由于军阀的各种捐税和土地的减少，他们才逐渐长到近四五成。如果逢到特殊灾年，还可以减租和欠租（详见后文《牟氏庄园赈灾史》），但正常年景，对抗租、抗差者，轻者处罚，重者抽地封门（当然，也有其他原因被抽地封门者）。所以，每隔若干年，总要有那么一户会被抽地封门，一百多年来共开除八九户。在古镇都与邢家疃被抽地封门的佃户，仅有邢家疃邢江一户，起因是，他家在洪水中捞到一个钱柜，发财后不想当佃户了，便以不出差役为名处处对抗东家，遭到开除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开除对抗户，这是几千年传下来的规矩，也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但是，对遵纪守法的佃户，也都予以保护。如南七里庄佃户慕某，因收入颇丰，有人眼红，便买通账先生进行夺佃。东家知道后，直接为慕某撑起腰来，并告诉慕某吃了不够，我家有粉坊，可叫孩子来挑粉碴、粉浆。那个夺佃的人后来被人称为“二地主”以示唾弃。牟氏庄园因土地较多，为保证能有众多农民给他当佃户，庄园主在多数佃户村都盖有房子或买有房子，无偿供给无房佃户居住。凡居住牟家房子，租种土地又在40亩以上者，都要雇请一个长工和饲养一头骡子以备外出打差。年出满差者最多两个月左右。所有“美差”都叫他们干了。 牟氏庄园的工商业均是单独立账的，由各工商号自行管理，一年结账一次，每三年缴纳一次利润。对各种雇员的要求，必须做到在行为上端正廉洁，对财物不动心，在账目上日清月结。前文所述尹同善、刘同舟、曲志林都是这样的典型。否则，便会被东家解雇，打发回家。像西忠来正账先生郝志谦，因急需用钱，仅在其工钱中预支了100元，便被辞退回家。 三、捐官严防官府敲诈 在古代社会里，有许多无钱无势的土财主，因社会地位低下，常常受官府敲诈。如陈家村一牟姓小财主，仅因对官府捉住的小偷说了一句批评之话，便被其诬陷，让官府处罚得一次性破了产。牟墨林庄园各代主人，虽然在祖辈上有做官的，可已时过境迁；从兄弟之间也有为宦的，毕竟自己家里全是空白，没有一名是官。但是，他们不是土财主，由于他们出身于书香门第，广通世事，深知光做没有头衔的财主不行，不在上边设道屏障，上头来了事，会无法招架。因此，便开创了代代捐官之先例；一边守法，一边严防官府敲诈。如牟振捐候选直隶州知州，正五品，同知衔（副知府）；牟擢捐正六品衔，相当于普通州官：牟採捐知府衔，从四品，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市委书记：牟宗朴捐正三品加三级兵部车驾司行走郎中，郎中本是正五品官，正三品是副省级，又加三级为从一品，相当于今天一个大军区司令员或副总理。他们个个都比正七品知县官衔大得多，只有牟宗榘捐了个正八品盐课司提举，牟宗梅捐了个从八品训导，副县级。有这样的背景，官府怎敢随随便便敲诈他们呢？ 四、支援国难，求取官府保护 牟墨林庄园，每当朝廷和县衙门有了困难，都是带头捐款支援。如清道光廿六年，栖霞知县方传植要创办霞山书院，因无钱无房，便找牟墨林商议。牟墨林说：“是吾之夙志也，吾恨不能独立举，吾家科名累累，种豆得豆，过桥拆桥可乎？”遂出制钱五百千，闻者风起响应，不月而事成。又比如1859年，英法美借口率军舰到大沽口，1860年，英法联军再次向大沽口进攻，各州县奉朝廷之命筹饷抗敌。牟墨林得知之后，速命儿子牟振首先书簿捐银二千两，以支援国家遭外敌入侵之难。庚子年，八国联军进北京，他们家又向朝廷捐银二千两，支援国难。牟墨林家的义举，均得到地方官的好评，让地方官员感到来栖霞做官好做，有了困难不用犯愁！ 五、不设专职家工，提高雇员工资，让“保卫”兼长工 牟氏庄园没有专职家工，都是对雇员实行高工资制由他们兼职。如长工及各种工匠，他们的年薪均高30-50%，他们的宿舍都是在大门两侧，到了晚上由更夫巡夜，长工睡觉，没有情况，一夜无事，有了情况，他们都是保卫者。白天，大把头不上山，更夫休息，一有情况，大把头马上让更夫敲锣通知长工，5分钟内便可将长工及各种工匠们召回参加“战斗”。 六、满足丐帮生活要求，杜绝土匪（含小偷）抢劫 丐帮，即流氓无产者。他们的生活来源，明里是乞讨，暗里是偷盗，有时也会抢劫。 自从古镇都冒出了一名大财主牟墨林之后，栖霞的丐帮也都集中到古镇都来了，有了大树好乘凉。牟墨林及其子孙，知道他们这帮大要饭的，是一伙危险分子，为了都能和平相处，不但不歧视，而且也同对待其他饥民一样给予舍施，并允许他们在牟氏庄园所有的菜园屋、场园屋、草园屋及空场地搭棚居住，一律不赶不撵。如有一名叫“小位”的丐首，居住在东涝地菜园屋里，那是一处四间的房子，房前还有菜园，吃住都方便，门前还种有花卉。另有一名叫张有财者，赵格庄人，全身是伤疤，且有两指被残，脚被扭得脚跟朝前，走起路来一瘸一颠。他这付尊容是在蓬莱偷盗，被人打所致。从他来到古镇都后，因吃住方便，恶习均有收敛。他居住的是日新堂佃户草同屋，在今邢家疃两巷南出口西侧，两间小厢屋，屋内盘有火炕，锅灶，一人居住也蛮好。另有一名女乞丐，无处居住，便在日新堂大场园北一空场地，即今邢家疃西头路南，搭一骑马架式半地下草屋，屋内盘有火炕，大雪封门时整天烧得暖烘烘。他们烧的柴草全是牟家收获下来的干松柴。就这样，他们依靠牟墨林庄园财势，不用费吹灰之力，便有了居住处，且有了生活来源。他们能不把古镇都看成是他们的依赖生存之地吗！既然如此，外地的小股土匪和小偷又怎敢到古镇都来插上一脚呢？牟氏庄园自然就多上了一层保护网。另有一次，从东北来了一伙巨匪，听说牟家是行善人家，便决定在栖霞境内只许求援，不许抢劫。庄园满足了他们的要求，付给他们300两银子确保了栖霞全境太平。 七、主人造枪，佃户持有，主佃形成共同防御保卫体——联庄会 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事了。那时天下大乱，军阀刘珍年政府号召各村办联庄会，便有了这种共同体。庄园的联庄会具体指古镇都与邢家疃两村佃户。 八、广行善事，缓和与各种人的矛盾，运转和谐社会 牟氏庄园，在内无蛀虫、上无奸官、外无劫匪的情况下，其余全是在下——与广大饥民及当地佃户打交道了。财主最怕政局大乱，其根源主要在当地百姓之中。因此，如何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，创造一个和谐社会，又极为重要了。在这方面，牟家采取的“战略战术”是“广开善路，广行善事”，以贫民为本，缓和与各种人的矛盾。《牟氏家训》云：待人处世，惟睦是亲，宗党族姓，闾里交邻，接之以让，施之以仁，咨尔小子，和睦如春。小人女子，为下最难，情不上达，劳苦多般，赖我生养，每病饥寒，咨尔小子，御下以宽。为善最乐，世德堪师，济人利物，排难扶危，矜言茕独，衣解食推，咨尔小子，随分施为。以上三条讲的是修睦、恤下、为善。佛经上还有一言：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”。牟氏庄园就是以此为“理论根据”处理与广大百姓特别是与佃户之间的关系。如南岩子口的佃户王某与人打赌敢到牟家山峦内搂草，去后不等看山的捉他，便把自己的破笆、破网包撕毁，诬说，叫看山的撕了，找到南忠来索赔，牟宗榘听说后，好脸好面赔了他一套新的。又如1929年，因无极道造反“牵扯”，官兵将南忠来大油坊纵火，都是古镇都佃户自发性地给予扑灭。感动得老主人牟宗榘对古镇都佃户全部请了客，大伙吃了一顿好饭。宝善堂为了让他的大把头慕某好好为他家做事，将其家属全部搬到庄园供吃供住。 对外地来的饥民亦均给予舍施，如即墨饥民，广饶饥民，都是来多少舍施多少；另有广饶几十名饥民，每到秋收结束，便来古镇都住下，吃上一百天，次年开春再回去种地，年年如此。所以，在清代与民国时期，饥民都愿意来古镇都谋生。民国时，有一名外地叫花子，每到冬天，都是在牟氏庄园的油坊里过冬，这里有吃有睡。春暖花开，他又到北海岸去了，因为那里有鱼吃。原古镇都、邢家疃村民，除古镇都衣姓、邢家瞳邢姓之外，其他姓氏均是从外地逃荒或投亲靠友当佃户而来的。牟氏庄园对待佃户，虽然制定有严厉的租佃制度，这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但是，因为他们心里更明白，他这个庄园主的土地，没有稳定的佃户队伍租种，他这个财主就会当不成。所以，东家便以贫民为本，在特殊情况下，对佃户也会有一定照顾的。如，佃户租种的土地被大水冲毁，东家会主动给予减租，荒年均可不同程度的欠租。日新堂在古镇都与邢家瞳的佃户，则全部欠租，是不是荒年都可以欠，邢家疃王洪恩欠租百石，牟凤江欠六十石，古镇都王瑞亭家欠六十石，郑玉枝欠六石，最少的也欠五石。欠租不加利息，到年底不行追讨，只是在秋天收租时按惯例询问一次，能还则还，不能还又累计到新账簿上去了。宝善堂，是六大家中管理最严格的一家，欠租数量较少，但是，仍有许多佃户欠租。如北林家庄林同心，因娶了牟家村牟殿春的闺女，成了“牟家的女婿”，他不但可以欠租，还经常到悦心亭讨借，次次不空，光借不还。牟家村牟春田因无法生活找牟振，欲卖居住的房子，牟振聘他为看山的把头，生活马上好转。再是逢到兵灾，还可以全部得到赈济。如清咸丰十—年，牟家村全部被捻军放火烧光，致使村民呼天号地无法生活，经协商牟墨林庄园同意，村民一次性转为佃户村，即如今天的兼并，才得以活了下来。1929年，官兵打败无极道之后，借口邢家疃与无极道有串联，放火将邢家疃全部烧光，邢家疃全体佃户又是全部得到牟氏庄园的赈济，才得以活了下来。古镇都潘姓，原是蓬莱大道刘家人，老兄弟全在牟氏庄园扛活，家中留下儿子潘春阳，沾染赌钱恶习，被南忠来牟宗榘得知，劝其父将他搬到古镇都来，以当佃户为名，严加监管，才得以改邪归正。师古堂有一个恶工头郝大发，在抬树木时，因欺负邢家瞳来打差的邢作朱年少体弱，被佃户曲洪才报告了总管家曲志林。曲志林得知之后，也非常气愤，不但将恶工头斥训一顿，还将他的“职务”撤换，让他亲自去抬大树，尝尝抬树的滋味。土改后，郝大发被古镇都村民揪斗。有人说，牟家收租专要上风头粮，或用脚踢斗。出现这种事亦都是事出有因。如古镇都吴某，在缴租时云：今年歉收，求账房先生允许欠缴2斗。账先生不允，吴又求到东家，东家却说欠4斗也行，哪年有了哪年还。账先生丢了面子，便使起“威风”来，才发生收租踢斗的特例。就其生活水平而言，庄园的佃户均超过自耕农生活水平，这在古镇都、邢家疃、南岩子口、南七里庄等佃户村俱可得到证实。自耕农，在生产上有了结余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还想再置家产；而牟家的佃户，因为没有再置家产的念头，所以，生活水平相对偏高。最高的可以达到小地主水平。牟墨林在世八十多年间，其堂兄牟愿相的后裔在庄园内一直居住了七十多年，始终和善相处，没有谋人田产恶念。牟氏庄园与广大佃农之间没有结怨，收租与借粮，没有大斗小斗之分，也不计利息。所以，牟氏庄园的佃户没有造反的，主佃和谐相处，这是人皆共知的事。在牟氏庄园形成与存在期间，栖霞曾出现过两次农民起义，一是1913年金山院农民起义，二是1929年无极道起义，他们都是只反官府而不反牟氏庄园。特别是无极道起义，因牟氏庄园提供过食宿，还被官府诬成有串联，将牟氏庄园的油坊、粮仓及邢家疃佃户村等多处房屋烧毁，致使牟氏庄园在经济上蒙受巨额损失。 1925年以前，牟氏庄园的主人，按其儒家思想，妥善处理了与上下内外各方矛盾关系，不但在这里创建了一处和谐社会，而且，将自己的庄园也保护得有条有理，完好无损，堪称百年和谐社会真正典范。1927年以后，则不然了。1939年又遭伪军刘黑七抢劫，到1947年土改复查时，使其生命正式寿终。仅20年左右的光景，损失土地50%以上。 财主喜欢国家安定，特别是儒家财主更是如此。在安定的时候守不住家产多为内因，在政局多动荡的年代守不住家产，则多为外因了。牟墨林庄园的衰亡，尽管也有内因成份，但外因不可抗拒。 （牟日宝、刘明久、樊军，摘自《牟氏庄园三百年》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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